第二，结合我国社会现实，单纯的程序性安排的作用更为有限。

从第一轮承包考核至第三轮考评情况来看，群众满意率分别达到97％和98.5％，为平安牟山建设夯实了基础{5}。1996年，山东省泰安市退伍军人周广海以每年10800元的价格承包下该市岱岳区下官庄村的治安，成为中国治安承包第一人{1}。

法律地位不明确是当前辅警制度发展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伴随着社区矫正法律地位的正式确立，如何保证行刑权的统一就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国家既不可能建造更多的监狱、招录更多的警察来从事罪犯的改造，也不可能采行美国过激的监狱民营化举措。特别是在我国违法犯罪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对警方线人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如果对警方线人的履职活动缺乏有效监管，就可能产生很多负面影响。虽然市公安局专门设立了辅警综合管理部门，但人手极为有限，面对数以万计、来源多样化的辅警难以做到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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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特殊的土地市场结构决定了征地不能以公益为唯一目的。根据边沁的立法学，价值判断不是被排除了，而是更明确了。比如对价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不同的法官那儿，经常具有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解读。第一，针对不确定性的不同表现形式，界定方法可以有差异。

第一，来自分析法学派对法理学和立法学划分的启示。而正确的态度也许是，在不该进行价值判断的地方不作价值判断，而在该进行价值判断的地方作价值判断，但不要轻率判断。

很显然，单纯的程序正义不一定能达致实质正义的结果，相反还有可能达致实质非正义的结果。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究竟如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例如，某些经营自然垄断事业的国企，在法令要求进行价格听证之后，所安排的闹剧，一定程度上甚至引起了公愤[16]。一般来说，这种立场包含以下几种分论点：第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两种不同的利益形态。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判断，也相对而言比较可靠。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须考虑以下几点：第一，有些情况下，价值判断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是研究者的责任。根据以上分析，立法者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在法律中界定公共利益十分必要。公益团体利益大致与国家利益类似。

其中穷困的一极出于生存的考虑以及对于公正的渴求，更要求政府积极有所作为。一方面，在我国，土地所有权是法律上的禁止流通物，而法律对农村土地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土地使用权一级市场，所以，土地所有权完全没有市场价格，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也是扭曲的、不完全的，不能真实反映土地使用权的应有价值。

换言之，征收制度不能视为公共财产的附带制度（W.Weber所言）[34]。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可不吸取。

从原则上讲，议行合一，要求先议后行，不得边议边行，更不应不议而行。这一条虽然规定的是国会立法权，但其中所透漏的一些重要信息更值得我们重视：合众国（国会）直接打交道的对象是州（立法机构），而且宪法明文规定的是合众国在该州购买土地，而不是强制性征收。由于著作权制度仅要求表达形式的不同，于是大家在语言表述上下足了功夫，而耽误了真正的学术思考，造成了没有超越、只有变换形式的重复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妨碍了学术进步[18]。借助自由市场机制，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机会大大增加。如果我们承认，在多数情况下，进行事实判断时专业人员与普通民众有差异的话，为什么就不能承认进行价值判断时训练有素的人与未经训练的人会有不同呢？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就是承认科学不等于终极真理、学者也有可能犯错。二是难度较高、不易达成共识。

然而，通过反思的平衡，仍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此种理论冲突。从行为与利益关联的角度看，在市场之中，多数人直接追逐私益的同时，间接也证明、推进或实现了公益。

其四，如前所述，私益与公益均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所以，不能简单地确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孰优孰劣。退一步说，即便将来有朝一日法律完全取消土地的用途管制和流通性限制（实际上，取消土地用途管制的可能性是极其微小的），商人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减少，但因为以国家强制力贯彻的商人意志过于强大，也容易使其作出草率的、错误的判断，从而导致征收上的失误。

第一，当科学纯粹到完全与价值判断绝缘之时，也就是科学自我阉割之时，这样的科学极有可能（在局部）变成无能的科学，无涉价值（在局部）则一变而成无价值。同样的制度如果搁在大陆法系的制定法中，完全可以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界定。

调查显示，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已经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利益事关公众，在立法界定之前，广泛征询并听取公众意见是十分必要的。个人主义把通过市场机制增加的社会利益当作公共利益，进而认定公共利益为个人利益之和，是将享用公共利益的后果与公共利益本身混为一谈了。所以，不能简单地以美国联邦国会立法没有界定公共利益，就认为我国立法同样不必界定公共利益。

当有必要作出决断之时，如果没有人能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正确结论，或者虽然存在有说服力的正确结论但其却不能影响大众和决策者，那么一个真诚的学者所审慎提供的方案即使出了问题，也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第三，现实对征地公益目的的突破，是不正常、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然而，即使提高了补偿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公益目的要件的作用。第十一，中央及地方批发市场。

课题组在2004年6月15日至7月14日对720名进京上访农民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在有效的632份问卷中，进京上访原因涉及到土地问题的问卷有463份，占有效问卷的73.2%。此时，不仅极易出现不公平的交易结果，而且还会阻碍交易本身，影响土地资源的最佳利用。

第二，仅仅依靠行政机关的自律遏制行政权滥用，成效有限。法律概念确定性的变化（及不变化）大致有五种可能的情形：原来较为确定的法律概念变得更为确定，原来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变得更加不确定，原本较为确定的法律概念变得相对不确定，原本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变得相对较确定，法律概念的确定性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认为不确定概念的存在，导致制定法的适用者获得与制定法相对的独立性[24]。2、关于不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推论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存在以下几种关系：第一，并行关系。

因此，不能以土地所有制的属性为公有，就简单地推导出相对应的土地所有权为公权。在因立法者的疏忽发生法律冲突的情况下，立法者应该保留合理的法律规定，废止不合理的法律规定。

很多城市美化工程在后来的社会变迁中成了烂尾楼。价值无处不在，通过意识或潜意识以及外来指令潜伏在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无处不在。

相对而言，更具体则更可感，更可感则更容易辨识。但不能因为学者有可能犯错，就将其犯错的机会（其实也是成功的机会）也一并剥夺——不让其进行科学研究，或者不承认其研究为科学研究。